“车改”足迹

　　公车改革的三次浪潮

　　在上世纪80年代，官员腐败现象严重，当时流传：嘴巴上的腐败——公款吃喝、耳朵上的腐败——公款手机、屁股上的腐败——公车私用。对此，中纪委早就开始了综合改革，公车改革便是其中的一项。

　　1994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颁发了《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》明确规定：“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；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，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。”这个文件的背景来源于当时的车轮腐败，那时公车带来的危害已见端倪。当时文件中已经约束官员们的用车，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才能享有一人一辆专车的权利，何谈厅级及以下干部？

　　1997年5月，中纪委、监察部部署在全国开展治理奢侈浪费工作。中纪委研究室负责人表示，公车改革的前身是职务消费货币化，其中包括住房货币化、招待费、差旅费等问题， 职务消费货币化的核心是要把官员的公务用品转化为福利、待遇，尽可能地避免滋生腐败。所以10多年来，纪检、监察部门相继开展了领导干部公款配置手机、超标乘坐小车、公款吃喝、公款出国旅游等20多项专项清理活动。该负责人还强调：“这10多年，公车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。”

　　在这个大背景下，车改才具有如此的历史厚重感。

　　1997年，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。

　　1998年9月，国家体改委制定了《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，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，同时，浙江、江苏、湖南、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，也启动车改试点。

　　1998年，黑龙江大庆车改，在当时引起了全国轰动。

　　然而，这次成功的车改却逐渐淡出了时代舞台，现在鲜有报道大庆现在的状况。于是记者拨通了隶属于大庆市纪检委的车改办的电话，车改办负责人称现在在车改问题上领导比较低调，拒绝新闻媒体的采访。究其原因，该负责人透露，大庆车改并不彻底，而且自车改后再没人统计过。对于车改后的成效和干部乘车问题，该负责人一直强调“不好说”。

　　作为先行者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大庆的这次尝试始终是给全国车改点起了星星之火。随之而起的各个省市的试点都堪称全国的第一代车改，给后起的第二代起了示范作用。

　　2001年，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开始，扩展到300多个乡镇。此后，湖南资兴，浙江杭州、义乌，江苏江阴，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相继开展了公车改革，燃起了第二代车改的狼烟。

　　2003年的重庆经开区车改、郑州车改；2004年的齐齐哈尔车改、威海车改，以上被称为第二代中的领军者。

　　第二代车改无论从策划、安排，还是结果、成效都要比第一代更加成熟完善，然而却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推敲。经历了11年的公车改革，一直起起伏伏，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到现在，第三次车改正在全国爆发。目前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江苏、湖北、黑龙江等20多个省(区、市)以及国家审计署、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。科技部、人事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实施了班车改革。第三代车改的范围和势头远远超过了前两代，但是如何维持下去和保持良好的成效是改革者们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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