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父亲死在里边，我老伴死在里边，我也想死在里边”，这是老人人生中最后的愿望。“她一直在念叨这个事情”，崔桂兰说，虽然老人现在衣食无忧，但她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老死在自己的家里，是当地农民的风俗，但对这个老人而言，住在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家里，只能是暂时的。

现场 女县长平静坐上被告席

老太：

只关心儿子，不关心县长

老太把海安县政府告上了法院。海安新任县长单晓鸣亲自出庭应诉，更是引起了各方关注。

但案件的焦点人物谢老太对此却一无所知。单晓鸣是谁，她并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开庭的当天，她还是像往常一样，在早晨6点准时起床，然后坐在房间里发呆，或者拄个拐杖，站在门口，看看门前的油菜和来往的人。

对于谢步英来说，最让她牵挂的是下午的庭审，她的大儿子崔云卿会不会到法院去呢，“如果他去，我就去，我要去看看他。”但是，当记者打电话过去询问，崔云卿会不会出庭时，却得来这么一个消息，他生病了，不能来海安。这个消息让谢步英非常伤心，她被割除眼球的左眼还是这么闭着，但是右眼睛使劲地眨着，眼球开始变红，她习惯性地抹了抹眼睛，但是没有眼泪。她这样的年龄，已经没有眼泪了。

县长：

很平静地坐上被告席

昨天下午2：20，海安县人民法院大法庭里，30多位来自县城各政府机关的干部坐在旁听席上窃窃私语。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女性与两名助手一起从容走进法庭，平静地坐到被告席上。

“她就是县长单晓鸣，跟她一块来的是政府法制办主任和国土局副局长”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。

单晓鸣刚刚坐下，书记员照例走到她的身边进行身份核对。她微笑着低头在包里翻了翻，找出身份证递上，之后便安静地看着手中的材料，不时与同行人员耳语几句。

谢步英因为年迈无法亲自出庭，她的次子崔瑞卿和代理人随后也来到法庭，坐在原告席上，不时朝被告席上的单晓鸣看两眼。

按照法庭审理的程序，法官首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核对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法官对着被告席念到“单晓鸣，海安县县长”时，崔瑞卿有些吃惊地抬起头朝她看着，沉浸在案情中的他事先还不知道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县长。

“老崔你过来一下，我们来好好谈谈啊”，庭审结束后，单晓鸣微笑着朝他招招手，又招呼来第三方代表陈华，三个人围成一圈。

“政府并没有侵犯老太太的利益，你们来告政府，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家庭矛盾。就算土地证注销了，也不能解决你们的矛盾。”

“家和万事兴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细胞，你们都是亲人的关系，没有什么不能协商的，只要你们自己家庭内部把这个事情商量好，达成一致，再去找政府部门解决，就好办了。”

“你退休前是教师吧”，单晓鸣问老崔。老崔笑了。单晓鸣继续开导着，“什么时候你老崔和你哥两个儿子一起到母亲面前去好好谈谈，一家人不肯见面，光打官司就太伤感情了。人家在社会上处朋友还讲义气、讲感情呢！”

在一通笑声中，老崔和陈华都表示说，这个事情今后要加强沟通，争取早日将房屋的争端处理掉，让老人度过一个安心的晚年。

“从1987年出现第一起‘民告官’案件，到如今行政长官越来越多地出庭应诉，江苏的行政审判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司法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”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周茸萌向记者说，江苏的行政审判发展20年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

1987-1990年是起步探索阶段。1987年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颁布，其中第一次提供了民告官的途径。1987年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南京、南通两市法院先行试点开展行政审判。全省法院相继组建行政审判庭，标志着江苏行政诉讼正式启动。

1987年，涟水县一位农民的亲戚因奖金事宜与厂长发生矛盾，该农民也参与 。厂长打电话报警，派出所民警将这位农民刑事拘留后放出。之后农民状告公安局，成为江苏第一起“民告官”案件。涟水县法院判决公安局败诉，引起了轰动。

1990-1995年为逐步推进阶段。1990年《行政诉讼法》施行，1991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〈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意见（试行）》出台。到1994年，全省年新收一审案件总数已突破1000件。

1996-2000年为较快增长阶段。1996年《行政处罚法》施行，2000年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出台。随着处罚类案件的大幅增长，带动全省行政案件突破2000件。

2000年至现在，为全面发展阶段。2004年，全省法院新收一审行政案件已达到5186件，是1988年的近20倍。2005年，案件受理数回落到4393件。目前，全省行政一审案件受理数量在全国基本稳定在第4位左右，并且出现了一批年新收案件超百件的基层法院。

通讯员 高宣 快报记者 朱俊骏 马乐乐

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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